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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人數(shù)達到了22人（包括2008年獲獎的美國國籍的南部陽一郎和今年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除了經(jīng)濟學尚沒有獲獎者外，其余學科領域（物理學、化學、文學、生理學或醫(yī)學、和平）均有人獲獎，其中物理學有10人之多，化學也達到了7人。人們不禁要問：日本人為何屢獲諾貝爾獎？下面給大家分享一篇從教育角度談此問題的文章。

從日本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身上，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除了善于自我反省和忘我工作之外，他們大多有著相對美好的童年，都喜歡親近自然、探索自然，都喜歡閱讀、善于閱讀，而且父母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啟蒙和引導角色。在接受學校教育過程中，這些獲獎者無一例外地打下了堅實的知識基礎，保持了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有優(yōu)秀教師的引領和指導，得到了寬松而自由的學術政策的支持，并受益于科學合理的學術評價機制。

“一個人在幼年時通過接觸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興趣和欲望，這是非常重要的科學啟蒙教育，是通往產生一代科學巨匠的路。”

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下村修談及自己為何走上科學之路時，說：“我做研究不是為了應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為什么會發(fā)光。”應該說，對大自然和周圍世界保持一顆好奇心，是引領諾貝爾獎獲得者走進科研世界的直接原因。1973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江崎玲于奈有此感悟：一個人在幼年時通過接觸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興趣和欲望，這是非常重要的科學啟蒙教育，是通往產生一代科學巨匠的路，理應無比珍視、精心培育、不斷激勵和呵護。

從多位日本諾貝爾獎獲得者身上，我們也能看到他們親近自然、觀察自然的經(jīng)歷。對2002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小柴昌俊來說，他最難忘的就是小時候在學校后山與同學追逐賽跑、拔農家蔬菜、肆意玩耍的那段時光。北京師范大學比較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益民告訴記者，雖然日本屬于島國，地理條件有諸多不利因素，但日本人往往對自己所處的自然環(huán)境懷有一種親近感、自豪感，對各種自然現(xiàn)象也比較敏感，這不僅反映到日常民俗之中，也反映在日本的文學藝術之中，如川端康成的《雪國》等小說。日本的學校教育也很重視讓兒童親近自然，很多幼兒園和中小學會結合地理條件，因地制宜地保留了當?shù)氐淖匀惶厣?/span>

“我一個人為了讀書寫下很多筆記，并且持續(xù)這種讀書方式，成就了今天在此處的我。”

從幾位獲獎者的言談和著述中，明顯可以感覺到閱讀對于他們成長的重要意義，其中幾位更是因為閱讀而堅定了人生方向。小柴昌俊在《我不是好學生》一書中坦陳，上小學時班主任金子英夫送他一本書——愛因斯坦著的《物理學是怎樣產生的》，使他對物理產生極大興趣，并最終走上物理研究之路。福井謙一在《直言教育》中寫道：“在我的整個初中、高中時代，給我影響最大的是法布爾，他于我可以稱為心靈之師，對我的人生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大江健三郎從小就有抄書的習慣，他在書中坦陳：“為了讀書寫下很多筆記，并且持續(xù)這種讀書方式，成就了今天在此處的我。”

“讀書是自主學習的最有效的途徑之一，它可以拓展知識、提升理性、豐富感性，有助于培養(yǎng)人的創(chuàng)造性。”據(jù)高益民介紹，日本政府現(xiàn)在非常重視兒童的讀書活動，2001年，日本國會通過了《關于推進兒童讀書活動的法律》，這部法律要求國家、地方、學校、家庭和企業(yè)攜起手來，為兒童讀書創(chuàng)造條件，并將每年的4月23日定為“兒童讀書日”，此后又兩次制定具體的計劃對該法加以落實。日本之所以對推進兒童讀書活動甚為急切，一方面因為目前電視、網(wǎng)絡等現(xiàn)代傳媒的發(fā)展對紙媒體的閱讀產生了消極的影響，另一方面閱讀紙媒體確實可以作為課堂教育之外的有益補充，能夠提供更加豐富的養(yǎng)分。現(xiàn)在日本各地都大力開展兒童讀書活動，每年都要對推動兒童讀書有貢獻的單位進行表彰。另外，日本有很多報社、研究所和社會調查機構堅持長期對兒童讀書狀況進行調查，比如《每日新聞》社自1954年開始就每年進行一次學校讀書調查，向社會公布結果，引起全社會對讀書的重視。

“父母一次也沒有講過‘要好好念書’之類的話。但是，我家卻經(jīng)常籠罩著令孩子不由自主地想去學習的嚴肅氣氛。”

如果說閱讀是諾貝爾獲獎者之所以成功的內在因素，那么良好的家庭教育則是必不可少的外部條件。2001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野依良治表示，他之所以立志研究化學，就是父親的影響。12歲時，父親帶他參加了一家公司的新產品展示會，新發(fā)布的一種從水、空氣和煤中提煉的黃色尼龍絲讓他覺得“化學實在是太神奇了”，從那以后他的生活已經(jīng)離不開化學。福井謙一受父親影響?zhàn)B成了刻苦讀書、勤于思考的習慣，他在書中寫道：“至于學習，父母倒是采取了不干涉的態(tài)度，一次也沒有講過‘要好好念書’之類的話。但是，我家卻經(jīng)常籠罩著令孩子不由自主地想去學習的嚴肅氣氛。”

“與中國一樣，日本歷來重視家庭教育”，高益民表示，但值得警惕的是，現(xiàn)在不少中國家庭的教育觀念在退化，過于側重對孩子物質上的滿足，或包辦了孩子成長過程中的大小事宜，孩子也常理所當然地認為父母的財產將來悉數(shù)歸自己所有。日本雖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這種問題，但社會風氣和傳統(tǒng)價值觀還是促使家庭注重培養(yǎng)孩子的自立精神，從小灌輸不依靠父母的理念。日本學生考上大學后，學費由父母負責，但學費之外的生活費要靠自己打工賺取，否則會受到同學和社會恥笑。小柴昌俊考上東京大學后，第一學期物理全班級倒數(shù)第一，就是過度做家教的結果。

“急功近利的科研評價模式，實質上是一種短視的表現(xiàn)，將削弱對基礎教育的研究，而且也不利于青年學者搞科研和獲得大項目。”

日本明治維新以后，高等教育主要照搬德國模式，重視科學研究。據(jù)高益民介紹，日本16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全部是國立大學的畢業(yè)生，除2位以外，其余14位本科都出身于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名古屋大學、東北大學這4所戰(zhàn)前曾作為“帝國大學”的研究型大學。日本政府和企業(yè)非常重視對科學研究的經(jīng)費投入，其科研經(jīng)費占GDP的比例為3.67%（2007年），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學的研究經(jīng)費雖然在整個科研經(jīng)費中只占18.3%（2006年），但是，大學的研究經(jīng)費的結構與企業(yè)和其他科研機構完全相反，基礎研究經(jīng)費占主要部分（約占55%），而基礎研究正是無限接近諾貝爾獎的溫床。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成同社告訴記者，日本的研究型大學始終是把目光投向世界前沿，并把它與教學緊密地結合起來。日本高校教授在從事科研過程中，自由度也相當高。在日本，高校老師不會因為在一段時間內沒有出科研成果而擔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飯碗，在研究過程中，也很少受政府和社會的諸如考核、評價等干擾，可以長期潛心從事研究。日本人獲諾貝爾獎就是在這種體制下產生的。“急功近利的科研評價模式，實質上是一種短視的表現(xiàn)，將削弱對基礎教育的研究，而且也不利于青年學者搞科研和獲得大項目，而這極易造成學術研究的斷檔。”成同社說。

“日本理論界傾向于強調中小學教師的教學自由，實際上教師在教學大綱的基礎上開展課程設計和教學探究的空間也較大。”

“日本教育與一些東方國家的教育一樣，有灌輸式、重應試等弊病，這是不容否認的，但過去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也不夠客觀，強調得有些過分”，高益民告訴記者，實際上，日本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前就受到新教育運動、實用主義教育的影響，民間也開展了大量的教育實驗，這些都極大地促進了教育與現(xiàn)實生活的聯(lián)系。戰(zhàn)后日本也在不斷的探索過程中吸收了西方發(fā)達國家的教育理論與經(jīng)驗。例如，日本的幼兒園、小學并不片面強調知識傳授，而是特別強調兒童的生活經(jīng)驗；與基礎教育相比，日本的中學有應試的傾向，曾一度比較嚴重，但高中卻實行學分制，學生有比較大的選課自由。

高益民表示，日本理論界傾向于強調基礎教育教師的教學自由，實際上教師在大綱的基礎上開展因地制宜的課程設計和教學探究的空間也比較大。另外，日本的基礎教育十分重視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很多學校動員近乎全校的教師都參加到課外俱樂部活動的指導之中，甚至有些學生活動（如全國高中棒球賽、全國學生與兒童發(fā)明展等）成為全體國民關心的盛事，這與我們全民高度緊張地關注高考，形成了鮮明對比。日本也設立一些校外教育機構（如青少年之家等），旨在擴大青少年的視野。企業(yè)也熱衷于舉辦各種科技方面比賽等活動，激發(fā)兒童的創(chuàng)造熱情。而這一切制度或措施都有助于學生形成廣泛的興趣愛好，為未來的事業(yè)發(fā)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科學研究需要感性和直覺，而培養(yǎng)這種感性和直覺的最佳時期正是玩得滿身是泥的少年時代。（作者：張貴勇）